栏目： 外国现代文学 作者：佚名 热度：
九
那是春天，三月底，地上已经没有积雪，椋鸟在医院的花园里啼叫了。一天黄昏，医师送他的朋友邮政局长走到大门口。正巧这当儿犹太人莫依谢依卡带着战利品回来，走进院子里。他没戴帽子，一双光脚上套着低腰雨鞋，手里拿着一小包人家施舍的东西。
“给我一个小钱！”他对医师说，微微笑着，冷得直哆嗦。
安德烈·叶菲梅奇素来不肯回绝别人的要求，就给他一个十戈比的银币。
“这多么糟，”他瞧着犹太人的光脚和又红又瘦的足踝，暗想，“瞧，脚都湿了。”
这在他心里激起一种又像是怜悯又像是厌恶的感情，他就跟在犹太人的身后，时而看一看他的秃顶，时而看一看他的足踝，走进了那幢厢房。医师一进去，尼基达就从那堆破烂东西上跳下来，立正行礼。
“你好，尼基达，”安德烈·叶菲梅奇温和地说，“发一双靴子给那个犹太人穿才好，不然他就要着凉了。”
“是，老爷。我去报告总务处长。”
“劳驾。你用我的名义请求他好了。就说是我请他这么办的。”
从前堂通到病室的门敞开着。伊万·德米特里奇躺在床上，用胳膊肘支起身子，惊慌地听着不熟悉的声音，忽然认出了来人是医师。他气得周身发抖，从床上跳下来，脸色气愤、发红，眼睛爆出来，跑到病室中央。
“大夫来了！”他喊一声，哈哈大笑，“到底来了！诸位先生，我给你们道喜。大夫赏光，到我们这儿来了！该死的败类！”他尖声叫着，带着以前病室里从没见过的暴怒，跺一下脚，“打死这个败类！不，打死还嫌便宜了他！把他淹死在粪坑里！”
安德烈·叶菲梅奇听见这话，就从前堂探进头去，向病室里看，温和地问道：
“这是为什么？”
“为什么？”伊万·德米特里奇嚷道，带着威胁的神情走到他面前，急忙把身上的长袍裹紧一点，“为什么？你是贼！”他带着憎恶的神情说，努起嘴唇像要啐出一口痰去，“骗子！刽子手！”
“请您消一消气，”安德烈·叶菲梅奇说，抱愧地微笑着，“我跟您担保我从没偷过什么东西；至于别的话，您大概说得大大地过火了。我看得出来您在生我的气。我求您，消一消气，要是可能的话，请您冷静地告诉我：您为什么生气？”
“那么您为什么把我关在这儿？”
“因为您有病。”
“不错，我有病。可是要知道，成十成百的疯子都逍遥自在地走来走去，因为您糊涂得分不清疯子跟健康的人。那么，为什么我跟这些不幸的人必得像替罪羊似的替大家关在这儿？您、医士、总务处长、所有你们这医院里的混蛋，在道德方面不知比我们每个人要低下多少，那为什么关在这儿的是我们而不是你们？道理在哪儿？”
“这跟道德和道理全不相干。一切都要看机会。谁要是关在这儿，谁就只好待在这儿。谁要是没关起来，谁就可以走来走去，就是这么回事。至于我是医生，您是精神病人，这是既说不上道德，也讲不出道理来的，只不过是刚好机会凑巧罢了。”
“这种废话我不懂……”伊万·德米特里奇用闷闷的声调说，在自己床上坐下来。
尼基达不敢当着医师的面搜莫依谢依卡。莫依谢依卡就把一块块面包、纸片、小骨头摊在他自己的床上。他仍旧冻得打哆嗦，用犹太话讲起来，声音像唱歌，说得很急。他多半幻想自己在开铺子了。
“放我出去吧。”伊万·德米特里奇说，他的嗓音发颤。
“我办不到。”
“可是为什么？为什么呢？”
“因为这不是我能决定的。请您想想看，就算我放您出去了，那于您又有什么好处呢？您出去试试看。城里人或者警察会抓住您，送回来的。”
“不错，不错，这倒是实话……”伊万·德米特里奇说，用手心擦着脑门，“这真可怕！可是我该怎么办呢？怎么办呢？”
安德烈·叶菲梅奇喜欢伊万·德米特里奇的声调、他那年轻聪明的容貌和那种愁苦的脸相。他有心对这年轻人亲热点，安慰他一下。他就在床边挨着他坐下，想了一想，开口说：
“您问我该怎么办。处在您的地位，顶好是从这儿逃出去。然而可惜，这没用处。您会被人捉住。社会在防范罪人、神经病人和一般不稳当的人的时候，总是不肯善罢干休的。剩下来您就只有一件事可做，那就是心平气和地认定您待在这个地方是不可避免的。”
“这是对任什么人都没有必要的。”
“只要有监狱和疯人院，那就总得有人关在里面才成。不是您，就是我。不是我，就是另外一个人。您等着吧，到遥远的未来，监狱和疯人院绝迹的时候，也就不会再有窗上的铁格，不会再有这种长袍了。当然，那个时代是早晚要来的。”
伊万·德米特里奇冷笑。
“您说起笑话来了，”他说，眯细了眼睛，“像您和您的助手尼基达之流的老爷们跟未来是一点关系也没有的。不过您放心就是，先生，美好的时代总要来的！让我用俗话来表一表我的看法，您要笑就尽管笑好了：新生活的黎明会放光，真理会胜利，那时候节日会来到我们街上！我是等不到那一天了，我会死掉，不过总有别人的曾孙会等到的。我用我整个灵魂向他们欢呼，我高兴，为他们高兴！前进啊！求主保佑你们，朋友们！”
伊万·德米特里奇闪着亮晶晶的眼睛站起来，向窗子那边伸出手去，继续用激动的声调说：
“我从这铁格窗里祝福你们！真理万岁！我高兴啊！”
“我看不出有什么特殊的理由要高兴，”安德烈·叶菲梅奇说，他觉得伊万·德米特里奇的举动像是演戏，不过他也还是很喜欢，“将来，监狱和疯人院都不会有，真理会像您所说的那样胜利，不过要知道，事物的本质不会变化，自然界的规律也仍旧一样。人们还是会像现在这样害病，衰老，死掉。不管将来会有多么壮丽的黎明照亮您的生活，可是您到头来还是会躺进棺材，钉上钉子，扔到墓穴里去。”
“那么，长生不死呢？”
“唉，算了吧！”
“您不相信，可是我呢，却相信。不知是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是伏尔泰[10]的一本书里，有一个人物说：要是没有上帝，人就得臆造出一个来。我深深地相信：要是没有长生不死，伟大的人类智慧早晚也会把它发明出来。”
“说得好，”安德烈·叶菲梅奇说，愉快地微笑着，“您有信心，这是好事。人有了这样的信心，哪怕幽禁在四堵墙当中，也能生活得很快乐。您以前大概在哪儿念过书吧？”
“对了，我在大学里念过书，可是没有毕业。”
“您是个有思想、爱思考的人。在随便什么环境里，您都能保持内心的平静。那种极力要理解生活的、自由而深刻的思索，那种对人间无谓纷扰的十足蔑视，这是两种幸福，比这更高的幸福人类还从来没有领略过。您哪怕生活在三道铁栅栏里，却仍旧能够享受这种幸福。第奥根尼[11]住在一个桶子里，可是他比世界上所有的皇帝都幸福。”
“您那个第奥根尼是傻瓜，”伊万·德米特里奇阴郁地说，“您干吗跟我提什么第奥根尼，说什么理解生活？”他忽然生气了，跳起来叫道，“我爱生活，热烈地爱生活！我害被虐狂，心里经常有一种痛苦的恐惧。不过有时候我充满生活的渴望，一到那种时候我就害怕自己会发疯。我非常想生活，非常想！”
他激动得在病室里走来走去，然后压低了嗓音说：
“每逢我幻想起来，我脑子里就生出种种幻觉。有些人走到我跟前来了，我听见说话声和音乐声了，我觉得我好像在一个树林里漫步，或者沿海边走着，我那么热烈地渴望着纷扰，渴望着奔忙……那么，请您告诉我，有什么新闻吗？”伊万·德米特里奇问，“外头怎么样了？”
“您想知道城里的情形呢，还是一般的情形？”
“哦，先跟我讲一讲城里的情形，再讲一般的情形吧。”
“好吧。城里乏味得难受……你找不着一个人来谈天，也找不着一个人可以让你听他谈话。至于新人是没有的。不过最近倒是来了一个姓霍博托夫的年轻医师。”
“居然在我还活着的时候就有人来了。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粗俗吗？”
“对了，他不是一个有教养的人。您知道，说来奇怪……凭各种征象看来，我们的大城里并没有智力停滞的情形，那儿挺活跃，可见那边一定有真正的人，可是不知什么缘故，每回他们派到我们这儿来的都是些看不上眼的人。这真是个不幸的城！”
“是的，这是个不幸的城！”伊万·德米特里奇叹道，他笑起来，“那么一般的情形怎么样？人家在报纸和杂志上写了些什么文章？”
病室里已经暗下来了。医师站起来，立在那儿，开始叙述国内外发表了些什么文章，现在出现了什么样的思想潮流。伊万·德米特里奇专心听着，提出些问题，可是忽然间，仿佛想起什么可怕的事，抱住头，在床上躺下，背对着医师。
“您怎么了？”安德烈·叶菲梅奇问。
“您休想再听见我说一个字！”伊万·德米特里奇粗鲁地说，“躲开我！”
“这是为什么？”
“我跟您说：躲开我！干么一股劲儿地追问？”
安德烈·叶菲梅奇耸一耸肩膀，叹口气，出去了。他走过前堂的时候说：
“把这儿打扫一下才好，尼基达……气味难闻得很！”
“是，老爷。”
“这个年轻人多么招人喜欢！”安德烈·叶菲梅奇一面走回自己的寓所，一面想，“从我在此地住下起，这些年来他好像还是我所遇见的第一个能够谈一谈的人。他善于思考，他所关心的也正是应该关心的事。”
这以后，他看书也好，后来上床睡觉也好，总是想着伊万·德米特里奇。第二天早晨他一醒，就想起昨天他认识了一个头脑聪明、很有趣味的人，决定一有机会就再去看他一趟。
十
伊万·德米特里奇仍旧照昨天那种姿势躺着，双手抱住头，腿缩起来。他的脸却看不见。
“您好，我的朋友，”安德烈·叶菲梅奇说，“您没有睡着吧？”
“第一，我不是您的朋友，”伊万·德米特里奇把嘴埋在枕头里说，“第二，您白忙了，您休想再听见我说一个字。”
“奇怪……”安德烈·叶菲梅奇狼狈地嘟哝着，“昨天我们谈得挺和气，可是忽然间不知什么缘故，您怄气了，一下子什么也不肯谈了……大概总是我说了什么不得体的话，再不然也许说了些不合您的信念的想法……”
“是啊，居然要我来相信您的话！”伊万·德米特里奇说，欠起身来，带着讥讽和惊慌的神情瞧着医师。他的眼睛发红，“您尽可以上别处去侦察，探访，可是您在这儿没什么事可做。我昨天就已经明白您为什么上这儿来了。”
“古怪的想法！”医师笑着说，“那么您当我是密探吗？”
“对了，我就是这么想的……密探也好，大夫也好，反正是奉命来探访我的，这总归是一样。”
“唉，真的，原谅我说句实话，您可真是个……怪人啊！”
医师在床旁边一张凳子上坐下，不以为然地摇摇头。
“不过，姑且假定您的话不错吧，”他说，“就算我在阴险地套出您的什么话来，好把您告到警察局去。于是您被捕，然后受审。可是您在法庭上和监狱里难道会比待在这儿更糟吗？就算您被判终身流放，甚至服苦役刑，难道这会比关在这个厢房里还要糟吗？我觉得那也不见得更糟……那么您有什么可怕的呢？”
这些话分明对伊万·德米特里奇起了作用。他安心地坐下了。
这是下午四点多钟，在这种时候安德烈·叶菲梅奇通常总是在自己家中各房间里走来走去，达留希卡问他到了喝啤酒的时候没有。外面没有风，天气晴朗。
“我吃完饭出来蹓跶蹓跶，顺便走进来看看您，正像您看到的那样，”医师说，“外面完全是春天了。”
“现在是几月？三月吗？”伊万·德米特里奇问。
“是的，三月尾。”
“外面很烂吗？”
“不，不很烂。花园里已经有路可走了。”
“眼下要是能坐上一辆四轮马车到城外什么地方去走一趟，倒挺不错，”伊万·德米特里奇说，揉揉他的红眼睛，好像半睡半醒似的，“然后回到家里，走进一个温暖舒适的书房……请一位好大夫来治一治头痛……我已经好久没有照普通人那样生活过了。这儿糟透了！糟得叫人受不了！”
经过昨天的兴奋以后，他累了，无精打采，讲话不大起劲。他的手指头发抖，从他的脸相看得出他头痛得厉害。
“温暖舒适的书房跟这个病室并没有什么差别，”安德烈·叶菲梅奇说，“人的恬静和满足并不在人的外部，而在人的内心。”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普通人从身外之物，那就是说从马车和书房，寻求好的或者坏的东西，可是有思想的人却在自己内心寻找那些东西。”
“请您到希腊去宣传那种哲学吧。那边天气暖和，空中满是酸橙的香气，这儿的气候却跟这种哲学配不上。我跟谁谈起第奥根尼来着？大概就是跟您吧？”
“对了，昨天跟我谈过。”
“第奥根尼用不着书房或者温暖的住处，那边没有这些东西也已经够热了。只要睡在桶子里，吃吃橙子和橄榄就成了。可是如果他有机会到俄罗斯来生活，那他慢说在十二月，就是在五月里也会要求住到屋里去。他准会冻得缩成一团呢。”
“不然。寒冷如同一般说来任何一种痛苦一样，人能够全不觉得。马可·奥勒留[12]说：‘痛苦是一种生动的痛苦概念：运用意志的力量改变这个概念，丢开它，不再诉苦，痛苦就会消灭了。’[13]这话说得中肯。大圣大贤，或者只要是有思想、爱思索的人，他们之所以与众不同就在于蔑视痛苦，他们永远心满意足，对任什么事都不感到惊讶。”
“那么我就是呆子了，因为我痛苦，不满足，对人的卑劣感到惊讶。”
“您这话说错了。只要您多想一想，您就会明白那些搅得我们心思不定的外在事物都是多么渺小。人得努力理解生活，真正的幸福就在这儿。”
“理解……”伊万·德米特里奇说，皱起眉头，“什么外在，内在的……对不起，我实在不懂。我只知道，”他说，站起来，怒冲冲地瞧着医师，“我只知道上帝是用热血和神经把我创造出来的，对了，先生！人的机体组织如果是有生命的，对一切刺激就一定有反应。我就有反应！受到痛苦，我就用喊叫和泪水来回答；遇到卑鄙，我就愤慨。看见肮脏，我就憎恶。依我看来，说实在的，只有这才叫做生活。这个有机体越低下，它的敏感程度也越差，对刺激的反应也就越弱。机体越高级，也就越敏感，对现实的反应也就越有力。这点道理您怎么会不懂？您是医师，却不懂这些小事！为要蔑视痛苦，永远知足，对任什么事也不感到惊讶，人得先落到这种地步才成，”伊万·德米特里奇就指了指肥胖的、满身是脂肪的农民说，“要不然，人就得在苦难中把自己磨练得麻木不仁，对苦难失去一切感觉，换句话说，也就是停止生活才成。对不起，我不是大圣大贤，也不是哲学家，”伊万·德米特里奇愤愤地接着说，“那些道理我一点也不懂。我也不善于讲道理。”
“刚好相反，您讲起道理来很出色。”
“您摹仿的斯多葛派[14]，是些了不起的人，可是他们的学说远在两千年前就已经停滞不前，一步也没向前迈进，将来也不会前进，因为那种学说不切实际，不合生活。那种学说只在那些终生终世致力于研究和赏玩各种学说的少数人当中才会得到成功，可是大多数人都不懂。任何鼓吹对富裕冷淡、对生活的舒适冷淡、对痛苦和死亡加以蔑视的学说，对绝大部分人来说是完全没法理解的，因为这大部分人从来也没有享受过富裕，也从没享受过生活的舒适。对他们来说，蔑视痛苦就等于蔑视生活本身，因为人的全部实质就是由饥饿、寒冷、委屈、损失等感觉以及哈姆莱特式的怕死感觉构成的。全部生活不外乎这些感觉。人也许会觉得生活苦恼，也许会痛恨这种生活，可是绝不会蔑视它。对了，所以，我要再说一遍：斯多葛派的学说绝不会有前途。从开天辟地起一直到今天，您看得明白，不断进展着的是奋斗、对痛苦的敏感、对刺激的反应能力……”
伊万·德米特里奇忽然失去思路，停住口，烦躁地揉着额头。
“我本来想说一句重要的话，可是我的思路断了，”他说，“我刚才说什么来着？哦，对了！我想说的是这个：有一个斯多葛派为了给亲人赎身，就自己卖身做了奴隶。那么，您看，这意思是说，就连斯多葛派对刺激也是有反应的，因为人要做出这种舍己救人的慷慨行为，就得有一个能够同情和愤慨的灵魂才成。眼下，我关在这个监狱里，已经把以前所学的东西忘光了，要不然我还能想起一点别的事情。拿基督来说，怎么样呢？基督对现实生活的反应是哭泣，微笑，忧愁，生气，甚至难过。他并没有带着微笑去迎接痛苦，他也没有蔑视死亡，而是在客西马尼花园里祷告，求这杯子离开他。”[15]
伊万·德米特里奇笑起来，坐下去。
“就算人的安宁和满足不在外界，而在自己的内心，”他说，“就算人得蔑视痛苦，对任什么事也不感到惊讶。可是您到底根据什么理由鼓吹这些呢？您是圣贤？是哲学家？”
“不，我不是哲学家，不过人人都应当鼓吹这道理，因为这是入情入理的。”
“不，我要知道您凭什么自以为有资格谈理解生活，谈蔑视痛苦等等？难道您以前受过苦？您懂得什么叫做痛苦？容我问一句，您小时候挨过打吗？”
“没有，我的父母是厌恶体罚的。”
“我父亲却死命地打过我。我父亲是个很凶的、害痔疮的文官，鼻子挺长，脖子发黄。不过，我们还是来谈您。您有生以来从没被人用手指头碰过一下，谁也没有吓过您，打过您，您结实得跟牛一样。您在您父亲的翅膀底下长大成人，用他的钱求学，后来一下子就谋到了这个俸禄很高而又清闲的差使。您有二十多年一直住着不花钱的房子，有炉子，有灯火，有仆人，同时您有权利爱怎么干就怎么干，爱干多少就干多少，哪怕不做一点事也不要紧。您本性是一个疲沓的懒汉，因此您把您的生活极力安排得不让任什么事来打搅您，不让任什么事来惊动您，免得您动一动。您把工作交给医士跟别的坏蛋去办。您自己呢，找个温暖而又清静的地方坐着，攒钱，看书，为了消遣而思索各种高尚的无聊问题，而且，”说到这儿，伊万·德米特里奇看着医师的红鼻子，“喝酒。总之，您并没见识过生活，完全不了解它，对现实只有理论上的认识。至于您蔑视痛苦，对任什么事都不感到惊讶，那完全是出于一种很简单的理由。什么四大皆空啦，外界和内部啦，把生活、痛苦、死亡看得全不在意啦，理解生活啦、真正的幸福啦，这都是最适合俄罗斯懒汉的哲学。比方说，您看见一个农民在打他的妻子。何必出头打抱不平呢？让他去打好了，反正他俩早晚都要死的。况且打人的人在打人这件事上所污辱的倒不是挨打的人，而是他自己。酗酒是愚蠢而又不像样子的，可是喝酒的结果也是死，不喝酒的结果也是死。一个农妇来找您，她牙痛……哼，那有什么要紧？痛苦只不过是痛苦的概念罢了。再说，人生在世免不了灾病，大家都要死的，因此，娘们儿，去你的吧，别妨碍我思索和喝酒。一个青年来请教：他该怎样做，怎样生活才对。换了别人，在答话以前总要好好想一想，可是您的回答却是现成的：努力去理解啊，或者努力去追求真正的幸福啊。可是那个荒唐的‘真正的幸福’究竟是什么东西呢？当然，回答是没有的。在这儿，我们关在铁格子里面，长期幽禁，受尽折磨，可是这很好，合情合理，因为这个病室跟温暖舒适的书房之间根本没有什么分别。好方便的哲学：不用做事而良心清清白白，并且觉着自己是大圣大贤……不行，先生，这不是哲学，不是思想，也不是眼界开阔，而是懒惰，托钵僧[16]作风，浑浑噩噩的麻木……对了！”伊万·德米特里奇又生气了，“您蔑视痛苦，可是如果用房门把您的手指头夹一下，您恐怕就要扯着嗓门大叫起来了！”
“可是也许我并不叫呢。”安德烈·叶菲梅奇说，温和地笑笑。
“对，当然！瞧着吧，要是您一下子中了风，或者假定有个傻瓜和蛮横的家伙利用他自己的地位和官品当众侮辱您一场，而且您知道他侮辱了您仍旧可以逍遥法外，哼，到那时候您才会明白您叫别人去理解和寻求真正的幸福是怎么回事了。”
“这话很有独到之处，”安德烈·叶菲梅奇说，愉快地笑起来，搓着手，“您那种对于概括的爱好使我感到愉快的震动。多承您刚才把我的性格勾勒一番，简直精彩得很。我得承认，跟您谈话使我得到很大的乐趣。好，我已经听完您的话，现在要请您费心听我说一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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