栏目: 三国演义故事   作者:佚名   热度:

[ 作者:跋锋寒 | 转贴自:海天三国 ]

绝佳防御战术的经典战例

建安二十年 (215 年) ,孙权趁曹操用兵汉中之机,亲率大军直扑合肥。此战东吴精锐尽出,十万大军竟为张辽的七千守军所破,连孙权本人也差点为曹军所俘,幸赖凌统、甘宁、吕蒙等人奋力死战,才得以脱身。合肥逍遥津一役,是张辽毕生最闪光的佳作,演义说“这一阵杀得江南人人害怕,闻张辽大名,小儿也不敢夜啼”,可称为防守战术的经典战例。

一、合肥在军事战略上的重要性。

《资治通鉴》胡注引《水经注》“淝水出九江成德县广阳乡西,西北入芍陂。自芍陂上施水,则至合肥。淝水又北过寿春县北,入于淮”,“夏水暴涨,施合于淝,故曰合肥”。合肥北通淮河,南达长江,具有“淮右襟喉、江南唇齿”的战略地位,三国时期更是曹魏军事重地。

1、防御上,曹魏东置合肥、中守襄阳、西固祁山。合肥地处淮南重地,既利屯田戍边,又扼孙吴北取徐扬之路。孙权屡攻合肥,就是希望将前线向前推进,以合肥为北屏障,以巢湖为水军根据地,必要时可以让水军北入淮河攻魏。

2、攻势上,合肥南控巢湖,遥望建业,能够对东吴构成威胁。曹魏随时可以自淮河调水军至巢湖集结整备,然後从濡须入长江攻吴。东吴不得不在濡须口夹水立坞,以防曹魏南下入江。

3、策略上,曹操时不时由合肥越巢湖发兵南下,把东吴的兵力和注意力长期率制于此,保长江一线大部分地区的安宁。魏吴接壤数千里,而十多年间只在此一隅发生战斗,道理概在于此。

基於合肥的重要性,魏吴两国在此地先后展开数次大战,烽火遍及合肥、濡须等地。曹魏南下,吴守濡须以拒;孙吴北上,魏守合肥以待。

二、战役前夕的军事态势。

建安十六年,孙权听从长史张纮之议,将治所从京口西迁到“山川形胜”的秣陵,建石头城,改名建业。同时,吕蒙以“兵有利钝,战无百胜,如有邂逅,敌步骑蹙入,不暇及水,其得入船乎”为由,劝孙权夹濡须水口立坞。

建安十八年,曹操攻濡须,孙权与之相拒月余,虽各有小胜,却难以为功,曹操只得发出“生子当如孙仲谋”之叹而退军,并一面使张辽、乐进、李典等七千人屯合肥,一面遣朱光屯皖,大开稻田。但当初曹操军谯备边,恐江滨郡县为权所略,不听蒋济“自破袁绍,北拔柳城,南向江汉,荆州交臂,威震天下,民无他志。然百姓怀土,实不乐徙,惧必不安”的劝说,征令内徙,使“江淮间十余万众皆惊走吴”,导致“江西遂虚”,皖城实际已是座孤城。

建安十九年,孙权接受吕蒙“皖田肥美,若一收孰,彼众必增,如有数岁,操态见矣,宜早除之”的建议,亲率大军征皖,吕蒙荐甘宁为升城督,督军急攻,一战而获太守朱光及参军董和,并男女数万口。待张辽率兵来救,闻城已拔而退。

同年七月,曹操知皖城失守,不顾贾逵、傅干等人的谏阻,忿然再次举军亲征,然“士马不能逞其能,奇变无所用其权”,“军遂无功”(此战史无明记)。曹操始悟与其胶着于此,不如回师而西取张鲁。

建安二十年,刘备定蜀,孙权令诸葛瑾从求荆州诸郡,刘备当然不许,关羽尽逐权置三郡长吏。孙权忿之,乃遣吕蒙袭夺长沙、零陵、桂阳三郡,使鲁肃以万人屯巴丘以御关羽,权住陆口,为诸军节度。刘备闻之,亲提五万大军下公安,遣关羽进益阳,争三郡,大战一触及发。是时曹操兵临汉中,备惧失益州,使使求和,孙刘遂分荆州,重结旧盟。

这样,东吴西向无事,孙权遂把目光又投向东线的合肥。

三、战役的进程。

建安二十年,孙权亲率十万兵马攻向合肥,麾下将领有吕蒙、甘宁、凌统、蒋钦、潘璋、陈武、贺齐、徐盛、吕范、宋谦等;而合肥仅有张辽、乐进、李典及护军薛悌的七千守军,曹军主力又远在关中,无力赴援,兵力十分悬殊。

1、初战寒心魄。

早在曹操西击张鲁之前,交给护军薛悌一道秘密教令,函边写着“贼至乃发”四字。现吴军果真北上,张辽、乐进、李典、薛悌乃开函看教,教令上书:“若孙权至者,张、李将军出战,乐将军守,护军勿得与战”。但敌众我寡,分兵出战,是否上策,诸将皆疑,唯张辽领会曹操用心之所在。曰:“公远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击之,折其盛势,以安众心,然后可守也”,乐进等犹豫不定,张辽怒曰:“成败之机,在此一战,诸君何疑”,李典素与张辽不睦,但为其坚决赴敌的精神所打动。慨然曰:“此国家大事,顾君计何如耳,吾可以私憾而忘公义乎!请从君而出”。于是张辽“夜募敢从之士,得八百人,椎牛犒飨将士”,准备明日大战。

次日凌晨,张辽带着八百死士杀进孙权初到而不整的阵中,辽被甲持戟,先登陷陈,杀数十人,斩二将,大呼自名,直冲至孙权麾下。权见辽来势凶猛,大为惊恐,其左右亦不知所措,只好走登高冢,以长戟自守。辽叱权下战,权不敢动,望见辽所将众少,乃聚围辽数重。辽左右麾围,直击围开,将麾下数十人得出,余众号呼曰:“将军弃我乎”,辽复还突围,拔出余众。权人马皆披靡,无敢当者。自早战至日中,吴人夺气。辽等乃还修守备,众心遂安,诸将十分佩服。

2、固守城不隳。

东吴大军云集,立即展开了攻城作战。但由于魏军初战告捷,军心大振,而吴军锐气顿失,此消彼长,再加上合肥防御工事在前扬州刺史刘馥的积极筹建下,非常完善坚固。东吴几万大军连续围攻十余日,战役状况和惨烈程度估计可与郝昭守陈仓相媲美,孙权久攻不下,军中又疾疫流行,只得望城兴叹,撤军引退。

3、血贱逍遥津。

吴军依令皆引兵就路,大众既去,唯留孙权与吕蒙、蒋钦、凌统及甘宁等人率车下虎士千馀人,尚在合肥以东之逍遥津北,张辽从高觇望知之,立即与李典、乐进率步骑突袭过去,孙权见势不妙,“使追还前兵,兵去已远,势不相及”。

形势紧急,凌统率亲近三百人陷围扞卫,甘宁引弓射敌,诸将一起浴血奋战,发现部卒斗志低靡,“宁厉声问鼓吹何以不作,壮气毅然”,吴军士气为之一振。激战中,陈武奋命战死,宋谦、徐盛皆被创披走,潘璋时“身次在后,便驰进,横马斩谦盛兵走者二人,兵皆还战”。凌统扶扞孙权出,权乘骏马上津桥,敌已毁桥,津南已见彻,丈余无板,亲近监谷利时在权马后,“使权持鞍缓控,利于后着鞭,以助马势,遂得超度”,策马驰驱而去。

贺齐率三千兵在津南迎权,随后中兵拒击,得徐盛被创所失之矛。凌统亦返身再战,“左右尽死,身亦被创,所杀数十人,度权已免,乃还,桥败路绝,被甲潜行”,其余诸将也皆陆续返回。

4、恨未斩敌酋。

《献帝春秋》记载张辽问东吴降兵:“向有紫髯将军,长上短下,便马善射,是谁”,降卒答曰:“是孙会稽”。张辽后与乐进相遇,言不早知之,急追自得,举军叹恨。

战后,张辽等诸军追击,“几复获权”,曹操得知,颇为张辽之勇猛精神所动,遂拜辽为征东将军,后多留诸军,使之专任东部战区;乐进增邑五百,并以进数有战功,分出五百户封一子列侯,迁右将军;李典增邑百户。

而孙吴方面,蒋钦力战有功,迁汤寇将军;凌统、潘璋拜偏将军,“统痛亲近无反者,悲不自胜,权引袂拭之,谓曰:「公绩,亡者已矣,苟使卿在,何患无人」”,遂倍给本兵;陈武临战阵亡,“权哀之,自临其葬”,并以其爱妾殉葬(残念啊),复客二百家。

四、此次战役的经验和教训。

1、张辽能以区区七千人,大破十余倍之吴军,其在战前的准备谋划,战中的审时度势,执行的坚决彻底,都将防守战术发挥到极至,可谓以弱敌强的经典战例。此次战役,曹军胜在三个方面:

其一是料敌机先。曹操二次兵临合肥,虽仍劳而无功,但有了详细查看地形的机会,预测了孙权将来用兵的必然态势,故能根据守城各将的关系和特点,预为布置。对其教令,《通鉴》胡注云:“操以辽典勇锐,使之战,乐进持重,使之守,薛悌文吏也,使勿得与战”;而孙盛评曰:“至于合肥之守,县弱无援,专任勇者则好战生患,专任怯者则惧心难保。且彼众我寡,必怀贪堕;以致命之兵,击贪堕之卒,其势必胜;胜而后守,守则必固。是以魏武推选方员,参以同异,为之密教,节宣其用;事至而应,若合符契,妙矣夫”,斯言是矣。

其二是灵活善战。张辽不仅对曹操的战略指导思想能够融会贯通、大胆用兵,在执行中还能够灵活机变、拼死力战。其充分理解士气对交战双方的重要性,即守城时不能一味死守,而应攻守兼杂,使敌来的不畅、攻得不顺、退的不便,真正体现了防守战术的精髓,连曹操也是“循行辽战处,叹息者良久”。

其三是战备完善。早在官渡之战时,曹操就表刘馥为扬州刺史,“馥既受命,单马造合肥空城,建立州治”,“又高为城垒,多积木石,编作草数千万枚,益贮鱼膏数千斛,为战守备”。张辽等人屯合肥数年,也早有所准备,故孙权屡攻不下。

2、赤壁战后,孙权亲临前线十一次,以此次的形势最好,但也败得最惨。虽说对比刘备夷陵战败的元气大伤,东吴仅仅损失了陈武和数千兵,还没到伤筋动骨的程度,但在心理上的影响是巨大的,以至于张辽抱病随曹丕南征时,“权甚惮焉,敕诸将:「张辽虽病,不可当也,慎之」”,可见张辽成了孙权心中的梦魇。此次战败,主要有二个原因:

其一是骄忽轻敌。孙权自恃人马众多,而合肥守兵寡少,来时不备,去时无防,连续遭到两次袭击。先挨当头一棒,挫了锐气,再遭衔尾一击,差点蹉跎,致使大好形势白白流失,甚是可惜。

其二是恃勇好战。此战之所以会产生那么大的后果,是因为两次遭袭都有孙权在场,且势如危卵。早在第一次围合肥,孙权就想率轻骑突敌,张纮谏曰:“夫兵者凶器,战者危事也。今麾下恃盛壮之气,忽强暴之虏,三军之众,莫不寒心,虽斩将搴旗,威震敌场,此乃偏将之任,非主将之宜也。原抑贲育之勇,怀霸王之计”,孙权虽纳纮言而止,但没予以重视。故贺齐涕泣再言曰:“至尊人主,常当持重。今日之事,几至祸败,群下震怖,若无天地,原以此为终身诫”。血淋淋的教训,总是易于接受,“大惭!谨以克心,非但书诸绅也”。

血贱逍遥津一役,不光是造就了张辽的绝世名将之誉,其更深远的影响还在于使东吴君臣重新考虑国家战略思想。《吕蒙传》“今操远在河北,新破诸袁,抚集幽、冀,未暇东顾。徐土守兵,闻不足言,往自可克。然地势陆通,骁骑所骋,至尊今日得徐州,操后旬必来争,虽以七八万人守之,犹当怀忧。不如取羽,全据长江,形势益张”。正是这种转变的体现,故在曹操于次年再度出兵濡须之际,孙权派都尉徐详见操请降,魏吴修好,开始注目势力暴涨的刘备,集中精力计谋趁机夺回荆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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